而對於季節的區分，從甲骨文中來看，商代一年只有春、秋兩季。卜辭中多有「今春」、「今秋」，也就是今年的意思，這與農業生產有密切的關係，就是春種，秋收。

    以春秋來表示一年，這種方法直到西周以後的諸侯國還在使用，著名的編年史《春秋》，其書名就來源於此。

    但是這裡的春，秋，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史書里記載可能是不一樣的。

    夏、商、周三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曆法，可以簡稱為「三正」。這三者主要區別在於歲首不同。

    到了東周，處於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使用自己的曆法成為時尚。

    所以容庚曾在《商周彝器通考》舉例:西周紀年，皆統於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國紀年者，如《厄公簋》雲「唯厄正二月初吉乙丑」。《鄧公簋》雲「唯鄧九月初吉」。

    在王年的問題上，「唯王某年」則肯定是敘述西周的王年。

    不然那就有可能發生下面的情況：

    《春秋·隱公六年》記載:「冬，宋人取長葛。」，然而在《左傳》中出現的記載卻是:「秋，宋人取長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說「春，晉侯殺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現在《左傳》中卻成了「十二月」。

    其原因就在於魯國用周曆，所以《春秋》也用周曆紀年。當然也不能說《左傳》使用的紀年方法發生了錯誤，只不過它用的是夏曆而已。

    這就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各國使用不同的「三正曆法」，獨立紀年的現象。

    這些對周至和安春佳搞的甲骨貞辭編年體系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對於商後青銅器而言，對於宋主任想搞的項目來說，可就非常重要了。

    還是回到甲骨體系，商代的年，在甲骨文里叫做祀，商王要根據不同的時間舉行各種不同的祭祀。祭禮過完一遍，一年的時間也就過去了，所以用祀來代表年。

    因此歷史典籍里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在甲骨文里也得到了驗證，晚期卜辭中多用「唯王二祀」、「唯王八祀」的說法，只要是出現了「祀」，那就肯定是採用殷歷的甲骨。

    這也成了後世「年號」用法的初始，相當於「某王二年」、「某王八年」，對後世修史的的指導意義非常重大。

    雖然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但是殷人的年時定義卻是從冬至日開始的，因此從其觀察天象、曆法的周密來看，應該知道分至的，否則間月無法安排。

    因此這套體系還是非常複雜的，不是簡單按干支定好套入公元幾年就完事兒的，涉及到近千年的歷史當中的各種偏離和修正。

    周至和安春佳這套體系是基於甲骨文來搞的，如果想要實現宋主任的目標，夏朝暫時不去說它，但是周代的青銅銘文，肯定也得納入到這套體系裡邊來。

    之前說了，彝，是青銅禮器的通稱，所以青銅器上的銘文，又叫做「彝銘」。

    從商代的彝銘上看，殷商時代的曆法使用的是干支、月份、時王祭祀年相結合的方法。這一紀年方法究竟屬於黃帝歷、顓頊曆、殷歷中的哪一種曆法，目前還難下判斷。我們本著曆法和朝代相一致的大致模式，將其劃定為殷歷。

    著名的《戍嗣子鼎》中出現的紀時彝銘:「甲子才十月又二.唯王廿祀。」這裡的「唯王廿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後的第二十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再看《二祀其卣》中出現的紀時彝銘:「丙辰才正月唯王二祀。」這裡的「唯王二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後的第二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這兩段銘文的重要性在於其先後順序，由此可見，一般情況下，商代紀日之法乃是先日、次月、後年。

    為此，郭沫若的《殷契粹編》一書里，還特意提到過一段卜辭: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才八月，唯王八祀。

    這裡很典型地同時出現「歲」「年」「祀」三個字。但很顯然，只有「祀」，在這裡才表示歷史紀年的含義。

    因此，一般來說，只要彝銘中出現「唯王某祀」的記載，大多可以肯定其出自商代。

    這一紀年方法到了西周時代就逐漸演變成了唯王某年、月份、月相、干支的周代紀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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