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的歲入從絕對值來講，這些年一直都在上漲。高拱起復回朝的當年，朝廷歲入只有308萬(他年底才到京，所以這鍋該歸徐階)，到了大致由高拱負責的第一年，朝廷歲入便上漲了二十餘萬兩(首輔還是李春芳)。

    又次年，即高拱正式作為首輔負責全國事務的隆慶六年，朝廷歲入直接上漲到了384萬兩，相較於隆慶五年直接漲了約50萬兩——要知道，此時京華尚未發力，歲入的上漲幾乎全是高拱自身的能力體現。

    嘉靖末年時的亂攤子不必多說，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導致隆慶時代的幾年全在還債。徐階去位的那年還沒實現收支平衡(之前高拱去位前已經推出過一些措施)，只是欠債減輕了不少。

    等到隆慶六年年末，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實現了債務基本還清(主要是補發歷年欠餉)，並且出現了18萬兩左右的盈餘，真是可喜可賀。

    進入萬曆年間，高拱當政六年，京華也在這一時期慢慢形成。北疆開關，沿海開海，京華商社做起了邊關貿易，京華私港開啟了海洋貿易。兩方面的貿易不再局限於某一兩處「試點」。

    在北疆，除了張家口等歷來作為貿易關口的商關，高拱幾乎全面開放了土默特、鄂爾多斯、青海土默特邊境沿線適合進行貿易的關口，總數高達四十七個馬市、私市。

    在沿海，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由北而南的蓋州(營口)、永平(開平)、天津、萊州(京華造船廠北廠所在地)、松江(上海縣)、寧波、泉州、廣州都開建了私港，大量沿海走私商人開始逐步放棄走私而進入港口合法行商。

    高拱去世那一年，大明的歲入已經高達五百四十萬兩(還有約40萬兩左右的收入不入賬，是當時計量口徑問題，由京華直接給了皇室)。

    到了郭朴當政的四年，陸上貿易沒有多大變化，只是在高務實去了廣西之後，京華又開闢了滇藏貿易線，對歲入稍有提高。

    海上貿易則進一步發展，由北而南繼續開放了金州(後世大連)、膠州(後世青島)、海州(後世連雲港)、杭州、雷州、欽州這六大港口。

    另外，郭朴時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時代就開始進行的清丈田畝工作，一條鞭法的推進也基本完成。整體來說，截止到郭朴主動致仕之時，朝廷歲入已經高達六百八十萬兩左右。

    而後的張四維時代，陸、海貿易並沒有再行擴大太多關口，但他把提高朝廷歲入的重心放在了內部改革之上。

    其最大的兩項工作成績，一是將商稅徵收由北而南推進，打破了南方商幫長期不交商稅的格局(或者交極少，比如江南茶稅合計四兩銀子，噗)。

    二是他為改革大明的鹽務工作開了個好頭，主動向高務實表達了支持鹽務改革的意向。這一點尤其難得，因為蒲州張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頂級大鹽商之一，幾乎壟斷了北方最大的海鹽基地長蘆鹽場。

    雖然因為張四維秉政時間太短，他的鹽務改革具體方案還未推出便不得不回鄉丁憂，但其敢於對自己動刀子的態度還是讓高務實刮目相看。

    不過鹽務問題實在是個老大難的痼疾，高務實也不敢玩什麼一刀切——看看大明朝設立了多少個都轉運鹽使司，就知道問題有多大。要知道，這每一個「都轉運鹽使」可都是從三品的高官！

    自古以來都是設官容易裁官難，高務實也因此只好和皇帝聯手，在特殊的軍管區域——遼東地區建立一所新的鹽場，打算先以商業衝擊為手段，強行打亂國內鹽務格局之後再進行全面改革。

    至目前為止，鹽務問題依舊存在，並且看起來還會繼續存在至少數年時間。不過，遼南鹽場雖然暫時還沒能完全打亂全國鹽務格局，卻給皇帝帶去了每年三四十萬兩的巨大收益，倒成了高務實獲得皇帝認可的又一項業績。

    實際上，一年三四十萬兩的收益並不誇張。皇帝在遼南鹽場與高務實實行五五分成(這裡有遼東的特殊情況，即軍管土地算皇帝的土地，故皇帝以鹽場土地入股)，實際上等於說鹽場每年利潤為七十多萬兩。

    七十多萬兩收益的鹽場誇張嗎？不誇張，因為長蘆鹽場僅蒲州張家的部分，平均一年就高達三百多萬兩——當然，哪怕是在張四維當政時期，鹽場收入也有很大一份需要額外支出出去進行上下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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