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有個特點，就如太極陰陽魚一樣，總能把一件事看出正反兩面。漢人常說「事在人為」、「人定勝天」。可與此同時，漢人又有一說，叫做「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亦或者「天命難違」。

    努爾哈赤堅持「事在人為」，心裡想的大概是「人定勝天」，不過在原歷史上，當他自立反明之後，卻又以「天命汗」自居。可見不管是誰，隨著自己的身份的轉變，思想、立場等也會隨之變化。後世人所謂屠龍者終成惡龍，大抵便是這般道理。

    但此時的努爾哈赤還遠遠談不上惡龍，甚至未必稱得上屠龍者。他不過是在龍威籠罩之下既戰戰兢兢又想方設法猥瑣發育的區區「虜酋」罷了。若不是建州兵能戰，甚至在虜酋里都排不到太靠前的位置。

    五萬丁口，能有多大能耐！

    而原歷史上的努爾哈赤是怎麼湊足人口的？有兩個關鍵：一是女真統一戰爭的勝利，讓努爾哈赤把女真各部的人口全部納入麾下，當時女真總人口大概在八十七萬左右，雖然在統一戰爭之中損失掉了一些，但剩下六十萬應該有。

    二是大明自己送給女真很多人口。這件事的關鍵就是歷史上所謂的「高淮亂遼」事件。當時李成梁二度鎮遼，而大明因為三大征的巨大損耗，朱翊鈞開始到處私派礦稅太監，高淮就是被派往遼東的那個。

    此人在遼東橫徵暴斂、亂搞一氣，而李成梁非但不制止，還與高淮同流合污，最終鬧得大批遼東漢人無奈投靠女真，其中建州尤多。多到什麼程度？當時努爾哈赤建都界藩城，「城外漢人男女絡繹往來，半於胡」——漢人占了一半。

    到了皇太極時期，他更加重視人口問題。從他繼位到駕崩，十七年間五次入關侵入大明內地，每一次都以掠奪人口財物為主要目的，甚至明確下令「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劫掠」。

    如崇禎九年五月，皇太極派阿濟格等領兵出戰，俘人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生擒總兵巢丕昌。

    崇禎十二年三月，清軍渡運河，攻破山東濟南府，克城敗敵，俘人口二十五萬餘，四月凱旋。

    崇禎十五年，皇太極發動了生前最後一次入口之戰，最終打到山東兗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敗敵三十九處，獲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及牛馬衣服等物。

    所以說，女真人口不足的問題，一直被後金、韃清高層當做關鍵大事在重視，而掠奪漢人則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

    相比於直接的軍事征服，高務實更希望解決根本問題。如對遼東女真的統治或說羈縻，高務實就一貫認為「打鐵需得自身硬」，如果單憑遼東本地的實力就能碾壓女真全族，何至於會搞成歷史上那樣？

    改革鹽場也好，興辦鐵廠也罷，這都是在強化「裝備」，屬於外力。更關鍵的其實還是內力，也就是人。要知道，此刻遼東的漢人也不過就是百餘萬上下，面對現在諸部爭雄的女真還能分而治之，萬一女真要真是統一了，遼東其實也談不上什麼絕對優勢。

    所以這次高務實在決定要把建州女真再次分割為左右兩衛的同時，也在考慮另一個更加根源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向遼東疏散人口，既緩解內地的土地兼併問題，又夯實遼東本身的統治能力？

    他在傳令給高逸民之前曾經反覆推敲、仔細論證，認為這麼做還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效或許不如清末民初「闖關東」那樣成功。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大明接手的大元基本盤，是滿目蒼夷，百業待興的。當時整個北中國在元末幾十年的韓宋起義，群雄拉鋸的情況下已然是打成了一片廢墟，連陝西山西等傳統中原漢地都已經成了原始森林，更別提千里之外的遼東半島。

    由此，在初步統一中國後，大明開始了中國移民史上最後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移民。某種意義上來說，洪武大移民可以算是漢唐以降，漢族對傳統漢族地區的再殖民化以及再次實土化。

    在大明建國之前，唐末五代之後，漢族在這段衰落低潮時期，表現得實在難堪：丟了燕雲，丟了河南，丟了河北，丟了河西，丟了寧夏，丟了河套，丟了越南……到最後衣冠南渡，依舊難逃，蒙古大軍的旗幟甚至插到了爪哇島，讓人情何以堪！

    而在東北，在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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