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舉人群體的選官任用這件事，其實從高拱時期就是實學派的一貫宗旨，多年來也一直在推進。某種程度上來說，實學派之所以能夠形成如今的聲勢，一定程度上也和始終堅持這一政策有關。

    這樣說倒不是表示實學派的上層有多少出自於舉人階層，這是不太可能的，畢竟大明的傳統擺在那，政策慣性和個人、群體利益都擺在那——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要知道這個「潛規則」的形成，乃至於後來幾乎成了「明規則」，並不是因為皇帝認為只有進士才有做翰林的能力、只有翰林才有做輔臣的能力，不是這樣的。

    本質上，這種所謂的「規則」，只是進士、翰林們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創造出來的「輿論門檻」，是為了排除更多的競爭者。

    這樣一來，經過長年累月的口口相傳或者明里暗裡的各種輿論影響，非進士出身、非翰林出身的官員就會在心理上自我矮化，連自己都覺得自己不行，覺得自己不夠格去和進士、翰林爭奪更高的位置。

    久而久之，進士群體、翰林群體就自覺或不自覺的形成了小圈子，或者說利益階層。即便權威之盛如今日的高務實，他也沒法在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忽然站出來說：誒，我看那位舉人是個大才，我推薦他入閣輔政——這不僅是要犯眾怒的，甚至他提到的「那位舉人」恐怕自己都會打死不肯接受這種推薦，乃至於認為高務實是在嘲諷自己，然後羞愧無地，乾脆自我了斷以免受辱。

    這當然是極端化的描述和假設，但意思就是那個意思：當社會共識已經達成，那麼不到矛盾激化引起巨大動盪，一般來說就不可能去輕易改變。

    那麼，實學派是如何依靠「擴大舉人任用」來獲得擴大派系，最終聲威日盛的呢？這就要分高拱和高務實兩個階段來說了。

    先說「高拱時期」，這個時期其實並不只有高拱，而是從高拱算起，到蕭規曹隨的郭朴和張四維結束。由於後二人基本上延續高拱的政策，所以這裡只說高拱。

    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里姓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

    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代指舉人)占七成，制科(代指進士)僅為三，但朝廷重製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

    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

    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

    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

    這個做法是有明確針對的，因為過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數人的事，搞得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於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則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

    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閒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

    高拱還制定和採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

    這些措施都得到隆慶帝的准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

    依照大明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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