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應楨帶著高務實指點的「建設性意見」回府去了，高務實將與島津家接觸的相關事宜基本交給了他去辦。

    總的來說，這份「建設性意見」就是讓朱應楨忽悠住島津家進行發展向的改革，讓他們覺得之所以會被豐臣秀吉擊敗，根本原因並非薩摩武士不善戰，而是在於豐臣秀吉的經濟實力碾壓了薩摩，故而可以用十倍兵力強行平推。

    這也並非忽悠而是事實，島津家的人肯定能明白過來，如此便能進行下一步的計劃。這個計劃自然還是高務實最擅長的：由經濟滲透逐漸強化到經濟控制，最終形成京華為樹、島津為藤的狀態，一如今日之土默特一般。

    屆時，無論京華要做什麼，島津家都只能跟隨，否則便會出現經濟上的總崩潰。那種崩潰甚至不僅只是民生凋零，而且還會導致藩政大亂，底層武士揭竿而起的局面，對於島津家來說便是萬劫不復。

    要達到這一目的，主旨便是要掌握薩摩的經濟命脈。不過薩摩眼下還很落後，所謂經濟命脈無非就是農業，而商貿只是一種補充。

    掌握農業顯然不是高務實有興趣的，況且也做不到——當前日本歸根結底也是土地分封制，高務實拿什麼去掌握人家的封地？

    所以高務實的意思是，讓島津家搞出一兩樣拳頭產品，並且這一兩樣拳頭產品帶來的收益要能夠力壓傳統的農業收入，成為薩摩藩政收益的大頭，進而形成薩摩全藩都離不開這種收益的局面。

    這種思路對於小國來說很有用，比如後世韓國經濟崛起，靠的不就是幾個財閥巨頭麼？

    不過高務實的目的終究是控制他們而不是把他們當本土來發展，所以這一兩項拳頭產品首先要滿足的一點就是：它們離不開高務實的支持，一旦離開高務實，便會出現產業崩潰，成為薩摩藩「不可承受之痛」。

    高務實前世曾經粗略了解過日本崛起的歷史，在他看來日本若為德意志，則薩摩當為普魯士。薩摩藩毫無疑問是日本近代崛起的發動機，其對日本近代化的重要程度甚至超過「擁有日本陸軍」的長州藩。

    後世人所熟知薩摩藩，為外樣大名島津氏屬，表高77萬石，居日本第二，藩城為鹿兒島城。不過很不湊巧的是，當前的薩摩藩因為被豐臣秀吉教訓和懲罰，表高降低至六十萬石出頭，實力大衰。

    薩摩藩及島津家的歷史之前已經簡略說過，此處不再贅述，只說下薩摩藩此時的經濟問題。

    如果說財政問題是安土桃山時代(織田信長-豐臣秀吉)至江戶時期(德川幕府)普遍困擾各藩的一個老大難，那麼薩摩的情況之難恐怕要居各藩之首。

    由於很多歷史原因，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薩摩藩在這一時期兩百年多里基本上一直處於破產的邊緣。長年的囊中羞澀加上地理的偏遠，讓薩摩藩士被視為鄉下人而屢遭歧視。

    地域歧視這種事在日本是很常見的，比如赤穗藩淺野家就被看做「鄉下大名」，因而被要求學習禮儀，結果引出來個忠臣藏的故事。而這個赤穗藩在播磨國，歧視離京都並不是很遠。

    那麼對比一下，比赤穗藩更遠的薩摩藩，其地位在「城裡人」眼中可想而知。這種不公正待遇可以說對日後薩摩藩士的積極參與倒幕運動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因為被視為鄉下甚至蠻夷，對於薩摩藩來說，成功的財政改革的意義是相當非凡的。作為幕末四大藩國中的頭號強者，薩摩藩能從一個兩百年來瀕臨破產的藩搖身一變成為雄藩之首，乃至開創後來近百年的藩閥政治，沒有穩定的財力支持。那是不可能的。

    薩摩藩自開藩後，財政問題一直是藩政頭號問題。正是因為財政上的困境，薩摩藩一直不能開展各種改革事業，造成薩摩藩的長期落後，而長期落後的意識又反而成為改革的阻礙。

    薩摩藩的財政問題主要出在經常性和非經常性支出都太多。

    第一個問題來自於薩摩藩的藩組織體制。薩摩藩的藩組織體制相當獨特，名叫外城制。這個獨特的制度近似於鎌倉幕府的御家人制度，是島津家自被鎌倉幕府命名為守護後的一種歷史遺留。

    外城制的最大特點，是他的武士並不聚集在主城附近居住和生活，而是居住在田間地頭附近的小型據點裡。薩摩藩內存在有大量的稱之為「麓」的山地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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